該國每日平均確診56例新增HIV感染病例，這一現象並非突然形成——疫情已潛伏數十年，從2000年代初的“低速緩慢”演變為過去二十年的“迅猛爆發”，且未見放緩跡象。
衛生部最新HIV季度報告（2025年4-6月）再次印證國內疫情上升趨勢：新增5000例確診病例，相當於日均56例新感染，即每25分鐘確診1例。 2010年時，日均報告病例僅約6例。
儘管總病例數少於泰國、柬埔寨和越南等國，但這些國家已成功控制新增感染率，整體呈下降趨勢。
2018年HIV監測數據顯示，在所謂「重點人群」中，約4%-6%的年輕男男性行為者及跨性別者（樣本超4000人）HIV檢測呈陽性，相當於每20人中有1人感染。 2015年，宿務「熱點地區」注射吸毒人群的HIV流行率高達29%（約每4人中有1人感染）。
為何僅在此時宣佈公共衛生緊急狀態？ 我認為這源於美國政府對HIV（及整體發展援助）資金的枯竭。 特朗普政府對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的大幅削減，以及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UNAIDS）的“日落計劃”（實為關閉的委婉說法），導致全球HIV應對資金嚴重短缺。
這最終影響了其他專案，如美國總統愛滋病緊急救援計劃（PEPFAR）和全球抗擊愛滋病、結核病和瘧疾基金（GFATM）。 數十年來，這些機構一直是菲律賓HIV防控的堅定支援者。 菲律賓政府已逐步承擔更大比例的HIV資金，特別是藥物費用，國內資源現成為主要資金來源。
然而，關鍵策略和創新應對措施——尤其是與民間社會組織、吸毒者、性工作者、男男性行為者及跨性別者等“重點人群”相關的宣導工作——主要依賴國際捐贈方。 政府工作人員和診所難以有效接觸這些群體; 在禁毒戰爭期間，許多群體甚至完全無法觸及。
HIV主要通過性傳播，且相對難以感染
HIV傳播途徑特定：與具有傳染性者發生無保護性行為; 共用不潔針具和注射設備; 輸注受感染血液製品; HIV陽性孕婦傳染胎兒或哺乳期傳播。
通過血液、針具、妊娠和哺乳途徑的傳播已基本消除——這得益於有效的血液篩查、孕期干預、確保針具單次使用及杜絕共用。 HIV與乙型肝炎傳播方式相同，但乙肝已有疫苗，而HIV尚無。
在菲律賓，90%-95%的HIV報告病例源於性傳播; 在宿務部分地區，吸毒者共用不潔針具是重要傳播途徑。 約85%-90%的新發病例集中於報告與男性或跨性別者發生性接觸的年輕男性和跨性別女性。
快速傳播的可能原因是引發感染的HIV變異株。 Salvaña等人的研究顯示，2016-2018年新確診HIV病例中，超70%感染特定HIV毒株（CRFo1AE）。 該亞型與更高病毒載量、診斷時更低CD4計數以及更快發展為愛滋病相關，可能更具「侵襲性」。。
僅三成五菲律賓HIV感染者接受過檢測; 晚期診斷與治療啟動亦是難題
目前菲律賓約有25萬HIV感染者，其中僅57%知曉自身感染狀況。 根據伊洛伊洛省衛生辦公室數據，該省知曉HIV陽性狀況的比例更低，僅45%。 在已確診者中，僅三分之二（66%）接受救命抗逆轉錄病毒治療（ART）。 接受ART者中，47%實現病毒抑制——病毒水準低至不再具有傳染性。
晚期報告和病毒載量檢測可及性有限，可能解釋這一低報告率，因為藥物非常有效，通常病毒抑制率應超95%。
因此，該國極不可能實現2030年消除HIV公共衛生威脅的“95-95-95”目標。 首個95指知曉感染狀況的HIV感染者比例; 第二個95指接受ART的比例; 最後一個95指實現病毒抑制的比例。
截至2025年，菲律賓數據僅為57-66-47。 啟動救命治療的速度遠跟不上每月新確診感染增速。
同時，新確診者中25%處於HIV疾病晚期——意味著多年前已感染，免疫系統嚴重受損，併發結核病和肺孢子菌肺炎等機會性感染。 CD4計數極低而病毒載量高。
晚期診斷和治療意味著更多併發症、更長康復時間、更大痛苦及更高死亡率。 全國22%（即五分之一）接受ART者“失訪”，這一比例同樣令人擔憂。 許多開始治療者未能持續或中途放棄。 治療不足將導致耐葯性和治療失敗。
HIV相關知識非但未增，反而退化
2021年青年生育力調查（YAFS）顯示，年輕人對HIV的認知水平持續下降。 愛滋病意識從1994年和2002年的95%，降至2013年的83%，再降至2021年的76%。
2021年，70%受訪者認為自己不可能感染HIV，僅15%知曉HIV檢測地點，僅19%青年具備HIV預防與傳播的全面知識。 我們必須銘記，每年都有新一代年輕人開始性活躍，卻缺乏關於HIV及其預防的正確資訊。 所有預防資訊需年復一年反覆強調。
不進行插入式性行為（即陰道或肛交）可降低風險。 口交、使用安全套的性行為及多種自慰形式風險較低，相比無保護（即不用安全套或“裸奔”）性行為。 但單次性行為中通常不只進行一種活動：可能從接吻、前戲、其他刺激方式開始，發展為口交、陰道或肛交，最終達到高潮。
即使瞭解安全性行為，也並非總能說“不”，尤其當情緒激動、內心矛盾或渴望嘗試新事物時。 否認心理常伴隨合理化——“我不會感染”“他看起來很健康，不可能有HIV”“我不會讓他體內射精”“安全套降低快感”“我只和一個人發生關係”或“我只是偶爾一次而已”等。
性派對、多性伴侶、酒精與興奮劑的併發使用，以及“化學性愛”（受此類物質影響時）進一步加劇風險——此時可能完全忘記防護，或喪失拒絕能力。
一位年輕職場人士坦言：「難以控制肉慾」，因此在性吸引力驅使下，心理防線崩潰。
事實是，菲律賓所有性別、性取向、宗教和地區的人都在發生性行為並生育後代。 2021年YAFS調查顯示，28%男性青年和16%女性報告婚前性行為。 五分之一15-24歲年輕女性已生育或懷孕。 其中三分之一為意外妊娠——儘管各方告誡避免早孕或婚前性行為。
HIV預防工具有效可得，但對所有人群是否可及且正確使用？
對當前性活躍人群而言，上世紀80-90年代傳統的“ABCD”資訊——禁慾（Abstain）、忠誠（Be Faithful）、安全套（Condoms）、不吸毒/不共用針具（Don’t inject drugs/share needles）——已由其他方法補充。
暴露前預防（PrEP）和HIV自測（可在藥店購買，類似驗孕試紙）已普及。 安全套如持續、正確使用並配合合適潤滑劑，可預防其他性傳播感染（STI）和妊娠。 存在多種降低HIV風險的協商安全性行為方式。
“U=U”（檢測不到=不具傳染性）口號表明：經充分治療且病毒載量檢測不到者，實際上不再具有傳染性。 這使血清不一致伴侶（一方HIV陽性、另一方陰性）能建立美滿性關係並生育子女，無需擔憂傳播風險。
預防與治療工具需對所有青年（包括在校與非在校、監獄或康復中心人員、視聽障礙者）普遍可及並正確使用。 聾人或殘疾青年同樣有性生活; 部分人甚至可能遭受虐待與性剝削。
聾人或英語/他加祿語理解力有限者幾乎無法獲取HIV資訊。 提供性健康教育的組織極少覆蓋聾人、盲人或身體及學習障礙者。 資訊未以多種地方語言、盲文或手語提供，且專業翻譯人員稀缺。
獲取服務存在物理障礙，尤其對行動不便者。 就醫需陪同人員; 殘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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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交通成本更高。 醫護人員常對未婚性活躍青年表示驚訝甚至不認可，可能未準備好與殘疾青年討論性與生殖健康。
抗逆轉錄病毒治療設施擴展
泛亞島（Panay）提供ART治療的設施已增加。 除西維薩亞斯醫療中心（WVMC）外，現已有20個HIV治療中心和門診設施，2021年僅6個。 安蒂克省的聖約瑟德布埃納維斯塔和古拉西; 阿克蘭省有長灘島、卡利博、新華盛頓; 卡皮斯省有羅哈斯市和道; 伊洛伊洛省最多：阿利莫迪安、卡巴圖安、卡利諾格、圭姆巴爾、孔塞普西翁、巴羅塔克努埃沃、巴拉桑、哈尼烏艾和波托坦。
伊洛伊洛市的治療中心包括聖保羅醫院、醫療城、WVSU醫療中心及菲律賓計劃生育組織（FPOP）。
人們可選擇治療地點。 許多人因擔心身份暴露，不願在家鄉接受治療。 部分人可能在私人診所或其他國家接受治療。
衛生部和PIA網站提供全國300個治療中心和基礎HIV護理設施清單。 ART持續免費提供。
汙名與歧視是主要障礙——需綜合方法應對
汙名與歧視是主要獲取障礙。 汙名源於將HIV視為絕症（現已非）、傳染性疾病（實則不傳染）以及與所謂“不道德”“越軌”“遭鄙視嘲弄者”相關——這是舊日將未知消耗性疾病與“4H”（男同性戀、血友病患者、海洛因消費者、海地人）關聯的遺毒。
汙名可能來自外部和/或內化。 減少資訊與服務獲取的歧視危害最大; 感染者可能不願就醫或參與社區活動。
若對酷兒、同性戀或HIV陽性者存在嚴重汙名，且吸毒屬非法，人們不太可能主動檢測或坦承狀況。 他們可能不願現身HIV感染者常去的場所。 法律禁止強制HIV檢測，但實踐中仍存在。
非政府組織、民間社會組織及社區團體能獨特支援高風險青年的諮詢、檢測和治療。 他們擁有同伴教育者、創新外展服務、外展中心及吸引青年的活動，這是診所無法提供的。
該市較著名的非政府組織運營診所包括FPOP，提供計劃生育、實驗室服務、基礎醫療、ART治療及跨性別健康服務; “藍鯨團隊”（Team Dugong Bughaw， TDB）設有“尤洪”（微笑）社區中心。
TDB和FPOP均提供HIV篩查、諮詢及PrEP。 他們有青年可親近的志願者和引導員，營造開放包容空間，使青年感到更安全、自信和舒適，從而能討論性健康與權利關切，包括心理健康問題。 這與擁擠醫院走廊中的診療室形成鮮明對比。
需持續營造有利政策環境; 實施資源匱乏
最後，儘管國家在校園HIV教育（通過第11166號共和國法案《HIV和愛滋病政策法》）及性與生殖健康教育（2012年《生殖健康法》規定）方面有有利政策，但資源分配與執行仍不均衡。
在某菲律賓城市的研究中，Kim等人發現「地方利益相關者對生殖健康（RH）概念各異，並按自身理解提供RH服務; 教師缺乏RH教學法與培訓，且常因擔憂進一步激發學生性興趣而弱化或修改教學內容“。
儘管《生殖健康法》已實施十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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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仍具爭議性，被認為與菲律賓社會文化規範相衝突。
2025年9月教育部命令《基本教育中青少年生殖健康教育實施政策》中，教育部長索尼·安加拉指示部門“根據《HIV和愛滋病政策法》，將關於HIV/AIDS及其他性傳播感染的成因、傳播方式和預防方法的基礎且適齡的指導，整合至公立和私立教育機構、替代教育及土著學習系統的課程中”。 不過，仍需制定更具體的實施指南。
因此，HIV感染率上升實有複雜原因——更多檢測帶來更多病例，長遠看有利於早期發現和治療。 做好準備，以開放、非評判態度討論性、安全性行為、HIV預防與傳播，減少汙名，加強外展服務，提高安全套與PrEP使用率，並強化校內外青年生殖健康教育——這些措施有助於遏制國內HIV上升趨勢。
我們需要與年輕人，尤其是年輕LGBTQ群體進行更開放的對話，瞭解其想法，探索可接受且有效的風險降低干預措施。 還需與非政府組織、青年組織、性與生殖健康權利組織緊密合作。
我們需要創新方法接觸可能早發性行為的高風險青年。 如何確保他們看到預防資訊、記住並實踐、尋求服務、知曉自身HIV狀況？ 如何確保他們舒適就醫、接觸醫護人員、同伴教育者/諮詢師、使用遠端醫療？ 如何支援HIV感染者持續接受治療而不失訪？
這是一場將持續數十年的公共衛生緊急狀態。 ——Rappl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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